1952年，志愿军铁道兵三师师长黄振荣回国治病，给他看病的女军医周兰说，她和恋人潘田失散八年，一直没有嫁人还在等着他。
1952年深秋，想解放军总医院，黄振荣拄着枣木拐杖躺在检查床上，左腿的旧伤疼得厉害，像塞了一团烧红的铁。
这位铁道兵三师的师长刚从朝鲜回来，军装上还带着松骨峰那股焦土味，周兰是他的主治医生，三十出头，身上的白大褂洗得发白。
她按腿找痛点的时候，指尖凉凉的，比朝鲜的雪水还让人觉得安心，黄振荣差点舒服得哼出声，可比战壕里拿雪敷伤口舒服多了。
“周医生，南京人？”黄振荣掏出烟袋，烟灰掉在军裤上，“不是，大学是在南京读的。”周兰的眼神飘向窗外，“在那儿认识一个同学，叫潘田，学土木的。本来约好抗战胜利就结婚，结果一分开，八年都没消息。”
黄振荣心里咯噔一下，他想起了在朝鲜清川江边，那个整天蹲在铁轨旁画图纸的南京小伙子，个子高高的，戴着黑框眼镜，笑起来有点腼腆，左边眉骨上有道疤。
那道疤，是1944年在根据地留下的，当时潘田为了救周兰，被手榴弹的碎片划伤的。
“您说的潘田……是不是左边眉骨上有块疤？”黄振荣摩挲着拐杖头问。
钢笔“啪”地一声掉在桌上，墨水溅到了周兰的袖口：“您认识他？！他还活着吗？”
“何止认识。”黄振荣咧嘴笑了，“他现在是我手下的总工程师，在朝鲜修铁路呢，这小子当年从中央大学跑出去抗日，我还以为他早把南京的事儿给忘了。”
周兰当了真，当天晚上就写了信，字迹工整得像印出来的一样，托黄振荣带回朝鲜。
黄振荣揣着信回到朝鲜，看着自己副师长的证件，忽然冒出一个大胆的念头：让周兰假装成自己的爱人，借口接家属来团聚，把她带进朝鲜。
这事儿要是露馅了，肯定得挨处分，但他想，一个姑娘等了八年，总得给她个交代。
鸭绿江大桥上，检查站的战士敬了个礼：“黄师长，这位是……？”
“我爱人赵英华，从老家来看我的。”黄振荣面不改色地递上证件，战士看了看周兰身上的蓝布衫、用木簪盘起的头发，没再多问。
吉普车开进朝鲜，黄振荣从后视镜里看到周兰苍白的脸：“别怕，等到了师部，保管让他高兴得忘了自己姓啥。”
师部的欢迎会挺热闹，潘田刚从铁轨边回来，军装上沾满了机油，手里还攥着把扳手，一看见周兰，他整个人愣住了，扳手“哐当”一声掉在地上：“周兰？”
周兰冲过去紧紧抱住他，胳膊勒得生疼，好像要把这八年的等待，全都勒进骨头里，黄振荣站在旁边，偷偷抹了把眼泪。这场面，比修好一座断桥还让他激动。
那天晚上食堂加了菜，黄振荣拎来两瓶美国罐头当贺礼，当场宣布给他们办婚礼。
没有婚纱，周兰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，在头上别了一束路边的野菊花，没有礼堂，只有红旗在风里猎猎地飘，没有司仪，黄振荣举起搪瓷缸子喊：“一拜天地，二拜铁道兵，夫妻对拜！”
潘田和周兰对着红旗深深鞠躬，战士们拍着饭碗喊“好”，声音大得震落了房梁上的灰。
停战以后，黄振荣跟着王震将军去了北大荒，脱下军装开荒种地，拄着拐杖在雪地里勘探。
潘田回到铁道部，修成昆铁路，修襄渝铁路，最后画青藏铁路的图纸时，图纸上还沾着机油和饭粒。
周兰继续当医生，临终前还念叨着：“潘田在朝鲜修的那些铁轨，现在火车还在上面跑呢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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